我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人-【zixun】

卡洛琳接起电话的时候，她的丈夫托马斯·萨金特正像往常一样，急匆匆地准备出门，他要搭乘火车去普林斯顿大学。在那里，研究生们在等着他上宏观经济学理论课。

然而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，电话里带着“瑞典腔调”的人为托马斯·萨金特报告了一个好消息，这位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一同获奖的还有他的老同学、老同事——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·西姆斯教授。

比起西姆斯的“惊喜”，萨金特显得很“淡定”。“我还没备好课。”这位68岁的老教授说。他既没有马上将喜讯“昭告天下”，也没有对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任何获奖感言，而是按时登上了纽约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，并伏在车厢的小桌上认真备完了课。

“我获得了诺贝尔奖，但是讲不好课，学生们是不会饶恕我的。”萨金特说。他让随后而至的所有采访电话都“扑了空”。

这份“坚持”早在50年前就显露无遗。那时，17岁的高中生萨金特正面临一个重大选择——提前一年毕业，去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；或者再等一年，就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

而萨金特的父亲正好有机会在俄勒冈州开一家公司，全家都能搬去。“我不要去俄勒冈，我要去伯克利。”如今91岁的查尔斯回想起儿子当时倔强的表态，禁不住笑出声来。全家人“一路向北”搬迁，而那个“有主意的年轻人”则沿着他的学术道路奔跑下去。

他在伯克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，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。在研究经济学和在几所大学任教的过程中，这个“一直逃避数学”的青年学者渐渐意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。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数学学习，甚至已经当上教授了，还常常到数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去旁听。

萨金特努力让“外行”的记者们了解自己的研究，“我们基本上算是‘数据历史学家’”。而在跟诺贝尔基金会官员的对谈中，萨金特干脆更加简要地表示:“我们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人物，靠观察数字来努力搞清楚正在发生的问题。”

萨金特这种平实、通俗的风格在严肃的经济学理论界是出了名的。在被问到他的理论可否预测资产价格时，他的回答只有一句：“市场价格集合了所有交易者的信息，所以很难预测。”而回到母校伯克利作演讲时，他直言“觉得毕业演讲都太过冗长”。在一张他与银行家的合影中，他身着夹克、卡其布裤，在西装革履中显得格外醒目。

不过，萨金特对学生的要求从不“休闲”，尽管他讲到兴起就会一屁股坐到讲台上。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回忆自己的老师“是个科学家”，教书一流，说话时学术性很强。面对学生提问，他往往会抛出一些复杂的方程式，一般人很难弄懂。这位教授年轻时还服过两年兵役，至今哪怕出差在外，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锻炼。

除了严谨和亲善，许多学生都知道，老萨最爱“讲故事”。在普林斯顿大学宏观经济理论课上，他会讲起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22岁骑在马上打英国人，边打边想出了美国经济框架。而讲到“社会主义福利模型”，他会说起洛克菲勒和经济学家兰格的一段往事，感慨“那时的芝加哥真是个社会主义的天堂”。从打野鸭到钓鲑鱼再到选红酒，萨金特什么都讲。他的学生至今还记得这位“文科出身”的经济学教授的名言：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开篇讲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我告诉你们，静态模型都是相似的，随机模型各有各的不幸。”

即便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新闻发布会上，萨金特也没忘记对“严肃的问题”做一些“幽默的化解”。在西姆斯回答完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后，话筒被推给了萨金特，结果他“搪塞”了一句：“我以为你会问欧元的问题。”一阵笑声和掌声过后，记者配合地又问：“那欧元会怎样？”这一次，萨金特直接把话筒推给了身边的西姆斯，并带着调侃的语气说：“你觉得呢？”又引来一阵哄笑。

然而，幽默回避似乎更加说明萨金特对现实问题的无奈。他和西姆斯都坦言，他们的研究并不能给当下的金融混乱带来便捷的解决之道，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，还在不断地发展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“快刀斩乱麻”，但他们一直力图“找到解决这些混乱的核心”。

“近期什么事情是老百姓最关注的？肉价吧！”浙大经济学教授史晋川用“猪肉”来解释萨金特“理性预期学派”的要义——今年猪肉价格大涨，养殖户以此判断明年价格还涨，只考虑一个因素，这就是静态预期；聪明点的养殖户不仅看今年，还看去年，还总结去年预测今年时的偏差，这就是适应性预期；更聪明点儿的养殖户在这两者基础上考虑，想到价格已经这么高了，肯定有更多人养猪，猪多了，价格就会下降。于是，第三个养殖户没有“跟风”，避免了价格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，这就是理性预期要达到的效果。

萨金特曾经用林肯的一句名言对理性预期作出解释：“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，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，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。”

10月10日下午1时20分，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厅里，参加诺奖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占据了坐席前两排，而后面则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。萨金特在经久的掌声中落座，掌声又持续了近半分钟，他有些局促地微笑着，向台下招手。

他似乎更享受另一种掌声。在某一堂宏观经济学和《百年孤独》“串讲课”即将结束时，他向学生们告别：“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，我看过许多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超出我教过的平均水平，我想说，不要放弃研究。”说着，他拍掉手上的粉笔灰快步向门口走去，学生们集体鼓掌，直到他走进楼梯再也听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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